摘 要：全球產業鏈已成為世界經濟的典型特征，是全球生產循環的最本質內容。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極主動地融入全球價值鏈，中國制造暢銷全球，成為“世界工廠”。近年來，中美貿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外部沖擊重塑全球產業鏈，我國制造業以勞動力總量和成本為核心的傳統比較優勢逐步弱化，中國產業鏈外遷和國際競爭力減弱的現象明顯。本文系統梳理總結了全球價值鏈相關概念和發展歷程，并闡述了全球價值鏈與“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內在邏輯關系，分析了全球產業鏈的發展趨勢、中國產業鏈的現狀和問題以及我國產業鏈升級擁有的市場規模大、產業鏈完備以及數字經濟新優勢，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背景下促進中國產業鏈升級的政策建議。
形成全球價值鏈是全球分工的必然趨勢，是跨國制造業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的結果。從發展歷程來看，全球供應鏈早期以歐美為制造中心，二戰后逐步發展成為以歐美德日為第一梯隊、“亞洲四小龍”為第二梯隊的全球供應鏈體系。21世紀以來，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地位顯著提升，取代日本成為了亞洲貿易中心。美國、中國、德國成為全球供應鏈體系的三個區域中心。全球價值鏈在歷經近30年的發展后，在中美經貿摩擦疊加新冠疫情的沖擊下面臨多重挑戰。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進，更凸顯了現代供應鏈脆弱的一面。疫情對全球產業鏈中的某些產業帶來了“斷鏈”沖擊，動搖了單純從成本角度考慮構建的集中度較高的全球化供應鏈體系，各國、各企業從安全、平穩、多元化等多個維度的重新審視其供應鏈。當前，全球生產布局重構加速，實現中國產業鏈升級，既是全球生產布局重構的被動需求，也是保障新發展格局得以高質量實現的主動應對。在此背景下，黨中央提出“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大科學判斷和重要戰略選擇。在新發展格局下，國內國際價值鏈的協調、高效、安全發展是重中之重。鑒于此，本文系統總結梳理全球價值鏈的相關概念和理論，分析全球價值鏈的發展趨勢，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背景下探討如何以價值鏈優勢穩定和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促進產業鏈升級。產業鏈的思想最早起源于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有關分工的論述。早期的西方經濟學家認為產業鏈主要是制造業企業內部的活動，隨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大，新古典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馬歇爾（1962）（Alfred Marshall）把分工擴展到企業與企業之間，強調了企業間分工的重要作用，這應該是現代產業鏈理論的真正來源。盡管產業鏈的思想源于西方古典經濟理論，但長期以來西方學者并沒有將產業鏈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組織層次來進行系統的研究（張偉和吳文元，2011），而是將研究的中心放在產業鏈的表現形式上（邵昶和李健，2007；程宏偉等，2008）。總的來看，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的定義具有兩個本質特點：一是生產分工。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分工是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的本質。產業鏈的思想起源于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有關分工的論述，指出分工促進經濟增長。Baldwin（2013）認為產品的生產分工經歷了兩次極為關鍵的“分拆”（Unbundling），即蒸汽革命帶來動力革命的第一次大分工、信息和通信技術（ICT）進步帶來信息革命的第二次大分工。每一次“分拆”都使產品生產的地理區域進一步擴散。二是生產循環。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是經濟循環在供給側的具體體現。產業鏈、價值鏈或供應鏈都體現著研發設計、加工制造、市場營銷等生產過程構成的鏈條或網狀結構，其本身就構成了一種生產循環，同時也是整體經濟循環在供給側的具體體現。當這種生產循環僅局限于一國（地區）時，就形成國內價值鏈，構成國內大循環主要部分；當延展到國際分工時，就形成了國際價值鏈，成為國際大循環的核心部分。因此“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在供給側方面的具體體現就是全球價值鏈。但是，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等定義還是有一定區別的。一是物質與價值的區分。供應鏈所傳遞的是產品與服務，是對物質供需和流通的考察；供應鏈管理追求鏈運作成本低、運行效率高以及有效對接供求；價值鏈所傳遞的則是寄托于產品或服務之內的價值，是對價值創造和利益分配的考察。二是宏觀與微觀的區分。產業鏈是上下游企業之間原材料、技術、中間產品和服務相互交換的供需關系。供應鏈的連接是產業鏈生產的基礎，產業鏈是多種供應鏈的綜合體。供應鏈更側重微觀企業的管理和決策，而產業鏈和價值鏈相對宏觀，政府管理部門更多地從產業鏈、價值鏈的視角管理和決策。同時，產業鏈是價值鏈的物質基礎，是價值實現和增值的載體。價值鏈是從產業鏈各環節所實現的價值增值角度進行考察，反映產業鏈各環節的價值增值情況。一旦企業供應鏈在全球布局，就形成了全球供應鏈，進而就出現了全球產業鏈、全球價值鏈。近30年來，國際貿易的本質發生了巨大變化，技術、制度和政治發展使得生產過程在全球布局，生產過程日益碎片化和分散化。各國積極參與全球生產網絡體系，各自從事生產過程中某一具體環節，通過進口大量零部件等中間品進行全球生產，導致了全球乃至一國之內的大量中間品貿易。據統計，全球貿易中近2/3屬于中間品貿易。具體案例在我們生活中司空見慣，如Xing和Detert（2010）對iPhone價值鏈的“麻雀式”的解剖分析發現：100美元的iPhone，中國提供中間環節的組裝和加工而獲取的增加值不到3.60美元（3.60%），其余的增加值基本被德國、日本、美國等國家俘獲。從高技術產品的波音飛機、汽車、iPod（Linden et al.，2009）到日常用品和玩具芭比娃娃（Tempest，1996）、新興的平衡跑鞋等產品，我們都能看到這種全球價值鏈分工現象。隨之，在宏觀和微觀層面對全球價值鏈的測度方法日益完善，全球價值鏈理論和方法在貿易領域的推廣，現已成為國際貿易研究領域的最新前沿和熱點，國際貿易將近1/3的最新論文都是與全球價值鏈相關的，甚至有學者稱全球價值鏈貿易理論為“新新新貿易理論”(Inomata，2017)。甚至有專家認為，即使全球價值鏈不是國際貿易的同名詞，那也是國際貿易的典型代表（Park et al.，2013）。全球生產分工和國際貿易的新發展，促進了國際貿易的新理論和方法（全球價值鏈核算）的產生，同時也要求新的發展戰略布局與之相適應。首先，全球產業鏈是雙循環在供給側的集中體現，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主要體現國內價值鏈和國際價值鏈的協調高效安全的循環和運轉。全球價值鏈是由在全球范圍的研發設計、加工制造、市場營銷等生產過程構成的鏈條或網狀結構，其本身就構成了一種生產循環，包含國際價值鏈和國內價值鏈的協調高效的運轉和循環。其次，全球價值鏈管理理念是雙循環新發展和新發展理念的具體體現。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新發展理念的深化和提升。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關鍵是要做到對新發展理念中的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的一體把握、協同推進。而全球價值鏈管理是一種集成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全球價值鏈管理戰略的核心理念是整合、合作、協調、共享。整個供應鏈管理系統包括制造商、供應商、倉庫，配送中心和渠道商等一起進行的產品研發設計、制造加工、運輸、分銷以及銷售的管理過程，整個管理過程中環環相扣，中間缺少了任何一個步驟都會造成整個供應鏈的停滯狀態，因此全球價值鏈管理需要整合、合作和協調，最終實現利益共享，這些理念正是新發展理念的體現。最后，促進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攀升，擺脫低端鎖定和增強產業競爭力，必須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大力發展加工貿易的形式參與到國際大循環中，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使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在此過程中，一方面，中國產業體系不斷完善，已經成長為全球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包含聯合國所有工業門類；另一方面，中國產業盡管有大幅度的升級，但在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的過程中，處于低附加值環節，產業競爭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正因為中國產業鏈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環節，所以更易受到發達國家的限制，產業鏈安全問題嚴重。中興事件、華為被制裁等都充分說明了關鍵“卡脖子”環節一味依賴國外是不可行的。中國有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有利于實現需求拉動的自主創新，從而攻克關鍵技術，實現中國產業向價值高端環節攀升。全球產業鏈的重構并不是一個新鮮事物，全球產業鏈的布局一直受各種因素的影響，且處于動態調整之中。規模經濟和比較優勢仍然存在，疫情沖擊不會改變全球產業鏈向區域化調整的大趨勢。國際秩序轉變的政治因素，市場、技術變革帶來的經濟因素，以及產業鏈的安全顧慮只是加速了這一進程。
生產的規模經濟和比較優勢是生產跨境分工是否能持續和深化的決定因素。無論是國際秩序轉變，還是數字經濟，亦或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到來，在世界各國發展階段不一的情景下，跨境生產仍會使規模經濟和比較優勢發揮作用。國際秩序的轉變無法動搖產品內分工的基礎，其影響的是產品內分工的體系。產品內分工的基礎來自技術進步對生產組織方式的影響，即技術進步是否能夠支撐其生產在地理上的分離，從而獲得規模經濟和比較優勢的好處。自全球化的第二次“分拆”以來，生產的跨境碎片化從不因國際秩序的轉變而發生逆轉。早在冷戰結束之前，以美國主導，加拿大和墨西哥深度參與的北美區域生產格局就已出現。隨著ICT技術的進一步成熟和冷戰結束后由美國霸權主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東亞參與到全球生產網絡之中，而這只是產品內分工的區域擴散。因此，國際秩序的轉變，所改變的僅僅是產品內分工的體系，而不是產品內跨境分工的事實。產品內分工的體系是指分工的參與者是誰、參與者承擔的環節，以及地理區位等問題。分工體系一直處于動態調整中。技術革命會進一步深化產品內分工，降低生產環節的生產成本和生產環節之間的交易成本。以數字經濟為例分析技術革命對產品內生產跨境分工的影響，數字經濟進一步降低生產環節之間的交易成本。數字經濟可分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前者是新供給創造出來的新需求，是新的經濟增長點；而后者則側重于改變生產組織的形式，可能影響生產全球化的進程。具體而言，就生產組織而言，數字化平臺因提供了充分的需求和供給信息，將傳統以企業為中心的生產模式轉變為以產品為中心（江小涓，2020）。數字化生產之于全球生產而言，其可能使產品的生產進一步突破企業的邊界，使產品內分工更為細化，但是其本質是進一步降低生產的交易成本和提高生產效率，與稍早的信息和通信技術（ICT）革命對全球化的影響相似，僅是程度問題。第四次工業革命并不影響規模經濟和比較優勢在產品生產中發揮作用，而這兩個因素是產品內分工跨境的動力。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以人工智能、新材料技術、分子工程、石墨烯、虛擬現實、量子信息技術、可控核聚變、清潔能源以及生物技術為技術突破口的工業革命，其實質和特征是提高資源生產率、減少污染排放、改變生活方式、靈活易變。提高生產效率和改變生產的組織形式是第四次革命要實現的，但其作用與第二次工業革命（電氣革命）對產品內生產分工跨境的影響相類似。韓國、新加坡、德國、日本、丹麥是世界上自動化程度最高的國家，生產效率提高導致人力成本很低，但是其仍然充分參與到全球產業鏈之中。在理解產品內分工跨境的現象不會改變之后，全球產業鏈的重構所涉及的問題就變成生產環節的跨境布局問題或者區位選擇問題。生產環節的區位選擇受外生因素的影響，國際秩序、市場是傳統的影響因素，而疫情帶來的產業鏈安全問題是新的影響因素。國際秩序的轉變塑造全球產業鏈的區域格局。中美大國競爭格局對全球產業鏈的直接影響是美國尋求與中國在產業鏈上的“脫鉤”，抑制中國的發展。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進行打壓，2018年3月23日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以“301調查”的結果為依據對中國的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術、機械等行業的進口商品大規模加征關稅，并限制中國高科技企業在全球投資，精準打擊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出口。此外，美國還悍然發動對中國高科技產業鏈的打擊。中興事件讓人印象深刻，2016年3月和2018年4月，美國兩次發布禁令，禁止美國的高科技企業向中興供應元器件、軟件、設備等技術產品，打擊的不僅是中興通訊，而是整個中國通信產業鏈。在此之后，美國也對華為進行打擊，禁止使用美國技術的全球供應商的向華為供貨，這使麒麟5納米芯片生產完全停止。同時，在全球范圍內游說各國不使用華為通信產品，許多國家遵從美國而禁用華為，這是明顯的站隊行為。美國對中國高科技產業鏈的打擊，在迫使中國自主創新的同時，也使得中國在高科技產業鏈上尋求替代供應商。安全考量將使產業鏈周邊化和多元化。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擾亂了生產秩序和阻礙了進口，這是產業鏈中斷的客觀背景。一些國家為了使產業鏈能夠完整運轉，其產品不再完全依賴跨境生產。如日本在疫情期間汽車產業受到較大影響，基于安全考慮，日本政府計劃將企業回遷日本，欲形成“自主可控”的價值鏈。另外，當疫情在全球暴發之時，中國的衛生醫療產品供給全球，美國認為衛生醫療產業鏈受制于人危害國家安全，決心在未來將醫療產業鏈搬回美國，維護產業鏈安全，以期形成自主可控的產業鏈。但是從歷史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全球化時代，產業鏈遷回本國而獲得自主可控的道路似乎不太可行。福島核事故引發全球高科技產業鏈的供應鏈危機后，供應鏈安全顧慮并未導致歐美高科技企業大面積將供應鏈多元化，日本仍舊是全球高技術零部件的重要供應基地，在對效率與安全的權衡中，效率占據上風。周邊化和多元化是兼顧效率與安全的折中辦法。將產業鏈完全遷回本國幾乎不可行，對于大國來說，其工業體系比較完備，如中國、美國，有形成“自主可控”產業鏈所需的工業門類基礎，但是這將違背規模經濟和比較優勢，產品內分工之所以能在全球鋪開，其依靠的正是不同國家在生產環節上的比較優勢。對于小國來說，一方面，因其工業體系不健全，少有國家具有形成完備產業鏈的能力；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正是憑借出口導向發展策略，發揮要素成本優勢才得以在沒有實現工業化的前提下獲得經濟發展。構建自主可控的產業鏈，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對“成本強加”與產業鏈自主的權衡。并且發展中國家相比發達國家所需成本更加高昂，犧牲經濟發展為全力應對罕見的供應鏈危機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取的。未來的發展趨勢將是大國在關鍵行業尋求區域化、多元化，小國繼續參與大國主導的產業鏈體系。中國超大規模的市場和工業門類齊全的新比較優勢使東亞產業鏈更為緊密，疫情使全球產業鏈加速向東亞轉移。市場是產業鏈聚集的關鍵因素。中國之所以成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心，一方面，東亞各國的市場在中國。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經濟實力增強，需求增加。與此同時，發達國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需求停滯，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需求進一步下降，供應鏈向新興市場聚集。從表1的數據可以看到，2019年東亞主要國家對中日韓出口均高于對美國的出口，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對中日韓的出口占本國出口的比重分別為0.308、0.305、0.242和0.239，而對美國出口占本國出口的比重分別為0.232、0.106、0.097和0.127；主要國家對中國和美國的出口中，日本和泰國對中美的出口基本相當，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對中國出口要明顯高于對美國的出口，越南對中國的出口明顯低于對美國的出口。由此可見東亞國家的外部市場在東亞，并且主要在中國。另一方面，中國在制造領域的比較優勢已經由過去的廉價勞動力成本優勢，轉化為因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而形成全產業門類的工業體系配套完整的新比較優勢。東亞在疫情期間，疫情控制良好，在世界三大生產網絡中率先復蘇，結合中國龐大的市場規模和制造能力，東亞區域價值鏈的聯系將會進一步加強。東亞區域產業鏈供應鏈的良好運轉也將吸引區域外的投資流入，從而壯大東亞區域價值鏈，使產業鏈向區域外延伸，東亞制造供應全球的局面有可能出現，全球產業鏈加快向東亞轉移。全球產業鏈的區域化、周邊化和多元化是國際秩序、市場規模、安全與效率等多方面權衡的結果。在產業鏈的區位轉移方面，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向東亞區域加速轉移是可預見的。
表1 2019年東亞主要國家對中國、美國和中日韓的出口占本國出口的比重
當前全球制造業正在加快邁向智能化時代，人工智能技術對制造業競爭力的影響越來越大，將使制造業發生深刻變革。世界主要國家紛紛圍繞核心技術、頂尖人才、標準規范等強化部署，力圖在新一輪國際科技和產業博弈中掌握主動權。數字化和信息化是制造業及其產業鏈條智能化發展的重中之重。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的《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疫情沖擊下的復蘇新曙光》的數據，2020年，全球數字經濟生產總值達到32.60萬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為43.70%，其中發達國家的數字經濟增加值達到24.40萬億美元。中國數字經濟規模5.40萬億美元，僅次于美國。中美之間的數字經濟規模差距從2018年的7.61萬億美元擴大到2020年的8.20萬億。盡管差距擴大，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數字經濟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新動能。數字化平臺可以將全球各地的參與者聚集起來，提高跨境搜尋和協調的效率，并能讓小企業參與進來，電子商務市場通過匯集大量的選擇，使得定價和比較更加透明，實現大規模的跨境流動。全球業務的成本和風險都在轉移，知識和無形資產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加大了培養數字能力和勞動力技能的風險，生產自動化降低了勞動力成本套利的價值，并使基于靠近客戶的地理位置決策成為可能。企業可以從生產和物流方面的新技術中獲得顯著的效率，但他們需要跨境供應商網絡進行端到端集成，以實現全部潛力。因此，數字經濟正在全方位影響著全球分工格局。根據World Trade Organization（2018）的《2018年世界貿易報告》，目前全球服務貿易中超過一半的比例、跨境貨物貿易中有12%以上的比例都已實現數字化；該組織同時預測，在數字技術的帶動下，2016~2030年全球貿易每年將額外增加2個百分點（楊耀武等，2020）。中國的產業鏈布局大致經歷以下五個發展階段（胡安俊，2020）：1、1949~1964年：156項項目階段。在蘇聯的援助下，中國開展了“156項項目”，優先發展重工業，保障國家國防安全。從區域布局來看，“156項項目”分布于17個省，對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投資比重分別為2.73%、24.84%、28.10%和44.33%，投資重點在工業基礎較好的東北地區。2、1965~1978年：三線建設階段。為了國防戰備，中國在內地的十幾個省份開展了以戰備為中心、以工業交通和國防科技為基礎的大規模基本建設。三線地區新增固定資產1145億元，占到全國的33.58%，西部地區是三線建設的主要區域，占三線建設總投資的80.56%。3、1978~1998年：東部率先改革開放。在此階段東部GDP占全國的份額從43.56%提高到52.67%，產業向東部集聚。4、1999~2008年：區域協調發展。為了縮小區域間差距，中國政府自20世紀末開始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先后推行了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戰略，引導產業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轉移。5、2008年以后：產業向海外轉移階段。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產能過剩、企業運營成本快速提高，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意愿不斷提高。“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均推動中國產業的向外轉移。在整體層面，貿易依存度可用于評價中國產業鏈對外部需求和供給的依賴，從而大致表明外循環在中國產業鏈中的地位現狀。此處的貿易依存度用貿易總額與GDP的比重來定義，可以進一步分為進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總體上，2000~2019年，中國產業鏈的外循環地位大致經歷了先迅速上升，隨后波動下降的趨勢。具體地，2001~2006年，中國加入WTO后貿易依存度迅速上升，在2006年達到最高點（64.48%）；2007~2009年，貿易依存度開始下降，并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下降速度較快；2010~2019年，隨著全球經濟的恢復，貿易依存度有短暫的上升，之后穩步下降，2019年依存度為35.68%，并且2019年外循環地位已經不及2000年。出口依存度和進口依存度也表現出與貿易依存度相類似的變化趨勢，這意味著中國產業鏈已經轉變為由內循環主導（見圖1）。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在過去20年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從圖2可以看到，絕大多數省份第二產業占比均出現明顯的下降，隨著經濟發展第三產業的比重在各省都將上升，各省普遍實現了產業結構升級。2020年在同一區域內各省的產業結構相似程度較高。從圖3可以看到，華北地區中，除北京外，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第二產業占比較為接近；華東地區中，除上海外，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東的第二產業比重接近；中部地區中，河南、湖北、湖南的第二產業占比基本相當。
中國第二產業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和中部省份，東部各省的占比在增加，產業有向中部和西南轉移的微弱趨勢。從圖4可以看到，江蘇和廣東的第二產業占全國第二產業的比重最大，分別達到了11.54%、11.34%，東部的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東，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以及西南的四川占比也相對較高。從1998~2020年各省第二產業占全國第二產業比重的變動來看（見圖5），華北的北京、河北、天津、山西，以及東北下降趨勢較為明顯；東部的江蘇、安徽、福建、江西，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西南的四川、重慶、貴州，西北的陜西上升趨勢較為明顯。
制造業最能體現一個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經濟實力，約有80%的技術進步和創新應用都在制造業，制造業是勞動生產率進步表現最充分的領域，具有顯著帶動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也是最能體現產業鏈分工的行業。以制造業來分析中國產業鏈發展現狀更具代表性。目前，我國制造業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制造業比重呈現下降趨勢。從圖6可以看出，我國制造業總體規模從2010年穩步提升，2010年制造業增加值為13.00萬億元，到2019年增加至的28.10億萬元，實現絕對數量上的翻一番；但是在GDP占比呈下降趨勢，從2011年峰值31.90%降至2019年28.4%，基本維持在28.00%以上。另外從制造業增加值總量來看，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在全球遙遙領先。2019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到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的28.00%，而美國制造業增加值份額為17.00%。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制造業發展水平相對較低。比如，中國在鋼鐵、銅、水泥、化纖、造船、汽車等領域有數百種制造業產品的產量居世界第一位，但這些產業技術密集度不高，屬于中低度技術密集型，在高端芯片、工業軟件、高端數控機床等領域自給率嚴重不足。
再從制造業就業比重來看，2013年起我國制造業城鎮就業增長率開始下降，2014年制造業就業人數就開始縮減，近年來縮減情況更加明顯。到2019年，制造業單位城鎮就業人口將近3832萬人，較2018年制造業人數下降了8.92%，制造業私營企業和個體就業人數達5908萬人，較2018年制造業就業人數僅增長2.28%。制造業比重下降有一定客觀性。伴隨產業深度分工與演化，服務型制造業不斷壯大，因此，傳統意義統計口徑下制造業占經濟的比重會出現結構性下降，但在我國尚未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背景下需要高度警惕過早“去工業化”陷阱。雖然我國產業不斷向中高端升級，但是總體上我國產業附加值還有待提高，與制造強國的差距還十分明顯。作為“世界制造中心”，初期中國制造業以加工出口貿易方式為主，從而獲得了巨大的貿易順差，但同時往往會被鎖定在低附加值生產環節。2017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率為24.56%，而美、日、德、英等國家制造業增加值率均在45%以上。在制造業內部，以中國較具國際競爭力的紡織、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兩大類產業為例，它們的附加值率遠遠低于其他主要工業化國家。2017年中國紡織業的附加值率為22.41%，而其他主要工業國家多在30.00%以上，甚至超過40.00%；中國的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附加值率僅為19.36%，略大于墨西哥（17.18%），而美國的附加值率高達49.56%。由于產品附加價值相對低，中國并沒有充分分享到全球化利益。以麥肯錫對iPad和iPhone的價值構成分析為例，其中原材料成本占比為31%，分銷和零售成本占比為15.00%。其中，對于一臺iPad，蘋果公司獲取的利潤占比為30.00%，中國大陸的勞動力投入成本卻只占2.00%；而對于一臺iPhone，蘋果公司的利潤占比為 58.5%，而中國大陸的勞動力投入成本占比僅為1.8%。3、產業基礎相對薄弱，關鍵核心技術存在“卡脖子”問題自改革開放以來，依靠巨大的市場規模、后發模仿技術、低成本要素供給等比較優勢，中國經濟實現快速發展，這種發展是一種后發趕超的“快車道”式發展，但是也帶來產業基礎能力積累不夠的弊端。這造成高端產業發展不足，易處于產業價值鏈中低端環節，產業的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和服務化的水平低，關鍵“卡脖子”技術問題嚴重，產品檔次偏低，標準水平和可靠性不高。工業基礎能力薄弱一直是制約中國工業發展的最大短板，包括計量、標準、認證、信息服務等的基礎服務體系不完善，信息化背景下的基礎軟件、操作系統、算法等產業的核心基礎主要依賴國外。2018年，《科技日報》在“亟待攻克的核心技術”的系列報道中，列舉了35項“卡脖子”技術，以及中國的差距。這些“卡脖子”的關鍵技術掌握在美歐日等發達國家手中。關鍵技術和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賴進口，關鍵零部件、關鍵材料和關鍵元器件等的自給率僅為三分之一。高端數控機床、芯片、光刻機、高端傳感器等，存在“卡脖子”的問題，“中國制造”在這些領域的研發和生產依然存在亟須攻破的技術難關。工業信息化部對中國30多家大型企業130多種關鍵基礎材料的調研結果表明，32.00%的關鍵材料仍為空白，52.00%的關鍵材料依賴進口，大部分計算機和服務器的95.00%高端專用芯片、70%以上智能終端處理器以及絕大部分存儲芯片依賴從外國進口。由于產業基礎能力薄弱，當前中國許多產業存在“缺芯”“少核”“弱基”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極主動地融入全球價值鏈。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國在許多方面調整政策以適應國際貿易規則，并不斷加大開放力度、縮減“負面清單”，提供優化的投資環境和營商環境，吸引全球優秀的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工廠以及研發部，使中國制造暢銷全球，成為“世界工廠”。2009年我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貨物出口國，2010年又成為全球第一大制造國。到2019年末，中國制造業增加值高達39019.60億美元，約占中國GDP總額的27.20%。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已經深度融入全球供應鏈，成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參與方，也是全球供應鏈的核心環節。
在嵌入價值鏈的過程中，中國制造業不斷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同時也形成了其他國家都無法比擬的產業鏈。我國經過多年的自主發展，形成了最長、最大、相對最完整的產業鏈。按照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數據，中國是全球唯一擁有全部制造業門類的國家，22個制造業大類行業的增加值均居世界前列；世界500種主要工業品種，目前有約230種產品產量位居全球第一。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確保了我國經濟體系的巨大韌性，甚至在外界不可控因素沖擊下仍能夠有效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
近年來，雖然我國傳統的資源稟賦優勢逐步喪失，如低勞動力成本、人口紅利等，但新的超越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正在顯現。從生產投入要素看，基于初級生產要素尤其是廉價勞動力要素形成的成本優勢，逐步向以數字等高級生產要素組成的技術優勢轉變。金融危機后的十年，中國制造業勞均年工資由2009年的4915美元升至2018年的9061美元，其7.00%的年均增速不僅比全球增速高出近6個百分點，也明顯高于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墨西哥等。目前，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龐大，位列世界第二。通過數據生產要素對實體經濟特別是傳統制造業的信息化支撐與改造，打造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無疑會成為提升制造業核心競爭力不可或缺的力量。從技術創新看，正由基于發達國家成熟技術轉移的外源式創新，向基于大國經濟的內源式創新轉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承接產業轉移和技術引進、引進吸收、集成創新、跟隨戰略等外源式創新，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創新體系。但跨國公司往往會將關鍵核心技術保留在母國，向東道國轉移的技術往往是較為成熟的技術，從而東道國的技術開發基本上是出于滿足東道國本國市場需求的適應性改進。當前，這種成熟技術轉移的紅利基本上已經被收割完畢。與此同時，我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具有市場空間大、層次多、需求多元化等特征，能夠給予企業生存發展更廣闊的空間和更具包容性的環境，創新方式將逐步轉變為自主創新、協同創新、融合創新為代表的內源式創新。從國內市場環境來看，超大規模內需市場、良好的消費環境、巨大的消費潛力、超強的品牌意識等新的良好的發展機遇正在催生采購者驅動的全球價值鏈的領導者和主力軍。我國具有規模廣闊、需求多樣的國內消費市場，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水平群體。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是我國經濟發展中形成的新比較優勢，是保持經濟穩中向好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支撐，是我國經濟社會應對風險挑戰的基礎，也是中國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的重要保障。基于明顯改善的產業服務和配套環境，不管是消費性服務業還是生產性服務業，越來越多的現代服務業以服務型制造的方式促進了制造業的高端化與柔性化發展。如遠程醫療服務需要有低時延的5G網絡設備和AR設備與之配套；文化娛樂服務業的數字化生產和消費，同樣也需要許多新型制造業產品與之配套。全球供應鏈的運轉受阻，這是疫情帶來的明顯短期沖擊。中國需要做的是穩定全球產業鏈，確保產業鏈的安全與暢通。中美競爭態勢因疫情沖擊而顯化，全球產業鏈向區域化發展是未來長期的態勢，需早做謀劃。
（一）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提升制造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
從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看，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是構建以國內經濟循環為主，國內國際經濟循環互相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題中應有之義。當今世界正經歷著新一輪大變革、大調整，國際經濟政治秩序深度調整，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中國已經具備了以國內經濟循環為主導的基礎條件。從消費需求看，我國具有規模廣闊、需求多樣的國內消費市場，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但是，當前我國消費市場的供給側水平與國際消費市場相比較低，國內中高端商品和服務的供應仍然滯后于居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需要從供給側角度來推動居民消費結構不斷升級，增加國內中高端和新興消費市場商品和服務的有效供給，大力引進國外高質量的商品和服務（倪紅福和冀承，2020）。從供給角度來看，中國擁有最為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具備以國內經濟循環為主的經濟基礎。在新發展格局下，“要在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在強化國內循環的同時，注重增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對我國的依賴。這就更加要求提高我國制造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黃群慧，2020）”。（二）搶抓疫情防控窗口期，加快提升制造業核心競爭力和防止產業鏈外遷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對世界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加速催化全球價值鏈重構。我國在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上取得較好成就，為我國在全球價值鏈重構中贏得主動權提供了機會窗口期。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我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東南亞地區遷移的進程。近年來，受我國要素成本上升、貿易保護主義、國外制造業回流戰略的影響，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出現外遷趨勢。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使得發達國家認識到產業鏈安全的重要性，各國紛紛出臺政策，鼓勵將防疫物資、醫藥產品、關鍵原材料等重要和戰略產業回流，推動關鍵產品的生產本土化。但是，由于中國疫情控制較好而國外疫情肆虐，使得發達國家產業鏈回遷的障礙增多，一定程度上延遲了中國制造業外遷的進程。為穩定和提升制造業產業鏈提供了難得窗口期。我們應該抓住我國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實現經濟恢復的機遇，發揮大規模市場優勢和新舉國體制優勢，加大關鍵技術攻關，加快提升制造業核心競爭力，防止制造業外遷。抓住疫情導致發展國家“供給真空”窗口期，鞏固傳統產品出口優勢，支持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承接國外訂單轉移。
疫情期間強大穩定的供應能力和韌性成為保障全球供應鏈正常運行的重要力量和吸引全球資本回流的重要原因。順應這一趨勢，加大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能力建設，建設一批高水平工業集聚區，把中西部原材料、土地、能源等要素和東部資本、技術等優勢有機結合，在國內形成梯隊合理、聯系緊密、協同高效的分工協作體系。在穩固國內產業鏈的同時，促進產業回流國內。優化產業布局，建設高質量的現代產業集群。堅持穩住制造業的供應鏈體系，防止制造業外遷，尤其要牢牢抓住嵌入全球供應鏈中龍頭企業和關鍵核心環節。一是以龍頭企業為中心建立產業核心區，吸引市場頭部企業向產業核心區聚集，建立區域總部、研發中心、結算中心等功能性總部基地。二是通過補鏈、固鏈和強鏈，圍繞龍頭企業供應鏈商招引資，以商招商，共同打造產業生態圈，培育一批在細分產品市場位居全球或全國前列的“隱形冠軍”“單打冠軍”。三是圍繞現代產業集群，通過并購重組以規模化、集約化生產方式降低集群內企業之間分工協作的交易成本，提升產業集群內部聯盟企業與集群外部上下游企業的談判議價能力。
（三）積極培育和發展國內產業鏈和區域價值鏈，構筑自主可控的全產業鏈體系世界產品的價值鏈主要以美國、德國、日本和中國等大國為核心，邊緣國家主動嵌入核心價值鏈，并逐漸形成了北美、歐洲和亞洲的區域價值鏈。疫情可能會加速中美之間的經濟脫鉤，我國產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深度將降低。這就需要我們積極培育和發展國內價值鏈與區域價值鏈。疫情后全球價值鏈重構加快，我國要把握經濟率先恢復的窗口期，積極推動與全球產業鏈更加緊密的合作，加快提升我國在未來區域和全球供應鏈網絡體系中的協調、控制和主導能力。一方面，加強與“一帶一路”等周邊區域和重要國家的產業鏈合作。增強與歐盟、日本、韓國的產業鏈供應鏈的聯系，依托“一帶一路”構建“中國+X”產業鏈，在全球價值鏈重構中掌握主動權。另一方面，推動供應鏈國產化和多元化。實施國家供應鏈戰略及供應鏈國產化替代行動計劃，協同國內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在關鍵領域和環節構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國內生產供應鏈體系。對于進口依賴程度高的高附加值商品，要加緊技術、產品升級步伐，促進替代過程的實現。對于不可替代的高依賴度產品，積極在國際市場尋求新的供應渠道，實施供應鏈多元化，為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爭取更多時間。強化東亞區域價值鏈，建設“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一方面，在東亞建設中國主導的區域價值鏈體系。東亞國家憑借出口導向型政策，在全球化迅速擴張的時代，建立起較為成熟的生產分工體系。中國市場規模優勢明顯，未來中國可以抓住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在貿易和投資方面的便利化規則，主動擴大在東亞的投資，加強中國與東亞經濟的依存關系，構建中國主導的區域產業鏈網絡。另一方面，積極建設“一帶一路”，從而建立與歐洲國家的產業聯系，盡可能降低美國與中國在高科技產業領域脫鉤的負面效應。（四）構建國內產業轉移的頂層推動機制，推進產業向中西部轉移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出現問題的癥結，有的是國家經濟發展的趨勢性方向、結構性癥結，這是不能改變的；有的是需要國家和地方自身來克服的，如長期存在產業配套問題、營商環境的改善問題、人才等創新要素不足等；有的是由體制機制性癥結和國際環境所致，國家可以采取相應的措施予以解決。一是為中西部地區政策打造新勢能。實行土地“占補平衡”新機制，允許土地在東部和中西部之間進行跨省占補平衡和省內城市間的占補平衡。加大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節能環保要求等產業轉移的信貸投放力度，在準備金政策、再貸款政策等方面向主要的中西部承接產業轉移省份傾斜；地方稅率設定上對中西部地區給予優惠；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重大產業項目、高新技術產業項目、出口創匯型項目在稅收上給予減免等優惠政策。二是在中西部地區加快建立若干新型經濟特區。改變過去一省一個國家經濟戰略區的平衡做法，選擇在中西部地區的區位條件較好的區域性中心城市，建設一批新型經濟特區。在特區實施綜合性改革和政策措施，比照東南亞國家承接產業轉移的政策做法，允許特區有更大的“試錯空間”，在政策激勵、稅收優惠、海關等方面比其他地方更加優惠，鼓勵特區加快人口、科技等集聚，提高產業承載能力。三是建立國內產業轉移的頂層推動機制。成立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領導小組，負責承接產業轉移的機制、政策、重大產業布局、發展評估督導等重大事項工作。制定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規劃，明確各區域產業轉移承接重點，避免各省間的無序競爭和產生新的重復建設。在中西部地區布局一批能帶動全局、具有世界競爭力的重大產業項目，帶動中西部產業集群發展。成立產業轉移專項基金，資助地方政府或者企業進行產業搬遷，激勵產業搬遷。建立中西部省份與東部地區對接機制，加強東部一線城市和中西部地區對接，建立東部沿海“萬億俱樂部”城市和中西部區域性中心城市產業結對，鼓勵“強幫弱，大幫小”。在基礎設施上實現無縫對接，推進重大基礎設施網絡化建設。建立產業轉移督導評估機制，及時調整不恰當的政策措施。
